帕尔梅是瑞典政府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,负责对国家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评估,并提出修改建议,还为欧盟各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起草文件。
帕尔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实践情况非常熟悉。他指出,设计一个社会保障体系,必须从整个人生过程来考虑。受教育、找工作、建立家庭、养儿育女、失业和患病时的经济保障、退休后的养老金、年老体衰时的护工料理,这是每个人一生中都要碰到的问题。其中,病人和老人是最需要照顾的。在现代社会,这些问题不是依靠家庭,也不是依靠市场经济就能解决的。
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,瑞典经济飞速发展,国民收入迅速增加,政府开始推行慷慨大方的高福利政策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福利国家”。凡经济困难的家庭,只要调查后情况属实,政府就会给予补助。结果是吃福利的人越来越多,政府的负担越背越重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,国家经济不堪重负,出现了衰退的迹象。
帕尔梅承认,高福利政策养活了一些懒人。有时候,福利享受者从政府领到的钱比正常劳动者的工资还要多。所以说,按家庭经济状况享受社会保障制度是有缺陷的,损害了全职劳动者的利益,其后果是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。
为改变这种状况,瑞典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改革社会保障体制。据帕尔梅介绍,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是在实行全民统一保障标准的基础上,分阶段引入福利待遇和工龄长短、工资高低挂钩的原则。家境困难而没有工作的,只享受基本待遇,不会多给一点补贴。而有工作的人,工作时间越长,工资挣得越高,得到的补贴越多。这样一来,人们就不会呆在家里吃福利,而是千方百计上学进修,学本领,努力工作。结果是把经济搞上去了。
帕尔梅说,实行基本福利统一、待遇和贡献挂钩的办法,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。个人、公司和工会不必经常为福利待遇而浪费时间反复谈判。一个工人变换工作,也不会因此损失他的权益。这样的好处是使人们对自己的前途更有把握,社会更为稳定,经济发展就更快。
目前,瑞典人通常必须缴纳30%左右的所得税,购物时商品价格中包含了25%的增值税。高税收支撑着整个社会的保障制度。就拿养老保障来说,瑞典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,超过65岁退休年龄的老人占到全国人口的17%,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占5%。据估算,目前瑞典用于养老保障的开支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%。
瑞典政府近年来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,养老保障制度也有所改进。比如,新的养老金制度强调人们退休后的收入与他一生的收入挂钩,工龄越长,工资越高,他的养老金就越多。个人对自己的将来负责,它不仅将提高个人的工作积极性,同时还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。前几年,瑞典政府开始拿出一笔资金,用于补贴由子女承担照料老人责任的家庭。由于中央政府下放了部分管理权限,有的地方政府将老人服务设施私有化,以提高效率。养老金的数额也不是年年相同,它随着年度经济增长率、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而浮动。当年经济增长快了,养老金数额将会提高;人均预期寿命高了,养老金数额就会跌一点。
记者在采访中询问了出租车司机、机关工作人员、公司老板和雇员、商店营业员等各行各业的人,他们大多表示,虽然税缴得比较多,但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,他们并不感到冤枉。最重要的是,他们对自己的将来感到塌实,毫不担忧。多少年来,老人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和单独的住房。大部分养老金的数额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70%,应付日常生活绰绰有余。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接近免费的医疗服务,包括生活护理。
帕尔梅还补充说,改革来改革去,实际上和以前相比,现在的保障制度所花费的钱并没有减少。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2006-04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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